“我那时候那么小，女儿女婿你为什么不保护我？相继性侵宣传”

这句来自女儿黄汶雯的质问，如同一根刺，自杀深深扎在母亲吴梅（化名）的后妈心头，至今无法拔除。妈投面对女儿的身防离世，吴梅曾试图寻找理由：“我真蠢”、女儿女婿“真的相继性侵宣传不懂”、“羞耻得开不了口”、自杀“担心报警无果反而加重病情”……然而，后妈无论何种解释，妈投都无法改变既定事实。身防

吴梅坦言：“我是女儿女婿一个失职的母亲。”

2022年，相继性侵宣传24岁的自杀黄汶雯向母亲透露，自己在七八岁时曾遭受亲属张立（化名）的性侵害。当时，吴梅并未选择报警。两年后，黄汶雯结婚，但在亲密关系中频繁出现应激反应。在丈夫的支持下，她终于选择报警，但因证据不足，深圳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2024年底，黄汶雯自杀离世；四个月后的2025年4月，其丈夫谢家振留下遗书后追随而去。

接连失去女儿和女婿，这位自认“失职”的母亲没有选择沉沦，而是带着两个生命的教训，投身于防性侵宣传事业。她报名学习儿童防性侵课程，在直播间反复讲述悲剧，深入学校、社区和妇联呼吁开展性教育，甚至构思开发一款专为儿童设计的长续航录音穿戴设备，以解决取证难题。

尽管因当年未及时报案而遭受网络暴力，吴梅依然坚持发声：“哪怕天天被人骂，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，绝不让其他孩子再走我女儿的老路。”

△吴梅正在直播讲述经历。

迟来的真相：女儿生前的质问

黄汶雯的房间至今仍保留着生前的模样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“猫味”，满地猫毛，床上还残留着小猫的尿渍。这是吴梅记忆中女儿最后待过的地方。

△吴梅在打扫女儿生前躺过的床铺。

吴梅，1977年生于广东潮汕，育有一子三女。1998年，女儿黄汶雯出生后不久便随母迁居深圳。早年吴梅忙于在深圳岗厦一商场经商，便将女儿带在身边。

吴梅的二姐及姐夫张立也在此经商，姐妹间常有走动。吴梅回忆，张立常带黄汶雯上楼做饭，甚至留宿。对此，张立予以否认，称自己店铺分散、工作繁忙，无暇照顾他人孩子，且与黄汶雯接触极少。但吴梅表示，即便后来生意搬迁，张立仍常邀她们去海边，并明确表示“最疼爱的就是我的女儿”。

黄汶雯自幼活泼聪慧，但初中后成绩骤降，身体常感不适。吴梅曾误以为是早恋，仅提醒她“不要喝陌生人的水”。2012年7月，14岁的黄汶雯被诊断为重度抑郁。

△黄汶雯的初诊病历。

2018年，诊断转为双相情感障碍。此后黄汶雯多次轻生，均被救回。为防不测，吴梅将药物藏起，并夜间陪睡。

2022年1月21日凌晨，黄汶雯再次计划自杀。聊天记录显示，她写道：“我知道我就是个事情很多的累赘……双相情感障碍的折磨很痛苦，你们一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痛……”吴梅回应：“你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放你走。”

那晚，母女长谈数小时，黄汶雯痛哭失声。她向母亲吐露，自己在七八岁时被二姨夫性侵。据描述，当时在二姨夫家，二姨在厨房炒菜，二姨夫开空调，黄汶雯躺在沙发上，二姨夫用一条白色毛巾盖住她，手伸了进去。

吴梅记得那条毛巾，并坚信细节的真实性：“如果我女儿是乱说的，怎么会记得这些细节呢？”聊天记录中，黄汶雯多次自述小学时期遭受亲戚性侵，并质问母亲：“我那时候那么小，你为什么不保护我？”吴梅事后反思：“我太愚蠢了，当时的认知不到位。”

△黄汶雯和母亲的聊天记录。

母亲的困境：“不是不报警，是真不懂”

听到真相后，吴梅痛苦地回溯过往，寻找错过的信号。

她回忆，黄汶雯幼时常腹痛、做噩梦，甚至尿床并偷偷藏起湿裤子。吴梅曾带她就医，却无果。此外，吴梅曾注意到女儿下体发红，误以为是上火。2013年，两家人同楼居住，张立常来家中做客，黄汶雯反应激烈，直言“讨厌死了”。

直到2022年1月那晚，得知原委后，母女抱头痛哭并决定搬家。吴梅承诺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妈妈都会陪你一起去面对。”

然而，她们并未报警。吴梅解释：“我不是不报警，是真不懂。遇到这种事，我有羞耻之心，连找人问都开不了口。况且时间久远，口说无凭，对方不会承认。我更担心报案后无法立案，导致女儿病情恶化。我只求她平安，忘掉过去，开始新生活。”

在母亲的宽慰下，黄汶雯状况一度好转，经人介绍结识了大她七岁的谢家振，并于2024年2月结婚。同年6月，黄汶雯在亲密关系中再次出现应激反应，自认“配不上”丈夫。吴梅只能劝慰：“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

△黄汶雯和谢家振的结婚照。

立案无果：心理防线的彻底崩塌

2024年6月18日，在丈夫支持下，黄汶雯首次报案。警方对黄汶雯、吴梅及张立等人进行笔录。

聊天记录显示，报案后黄汶雯质问张立：“直到2012年读初中我才意识到你对我的所作所为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？”张立向吴梅发消息称：“你的好女儿告我。”吴梅回应：“我女儿说到做到”。张立回复：“有什么办法能谈一下？”

最终，因无法证实犯罪事实，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张立一家反指母女“敲诈勒索”，称吴梅欠债累累，家人曾接济，却遭反咬。

△张立和吴梅的聊天记录。

△不予立案通知书。

报案后，黄汶雯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。病历显示：6月25日病情尚稳；7月5日出现明显抑郁焦虑及躯体症状；8月11日，因被辱骂，病情波动大，睡眠极差。

2024年12月11日晚，吴梅收到女儿消息：“妈，我要走了。”赶回家时，黄汶雯已服药过量，抢救无效离世。

△黄汶雯和母亲的聊天记录。

黄汶雯曾对母亲说：“如果能立案，这个阴影我这辈子都忘不掉，但至少心里那根刺能被拔掉。”

黄汶雯去世后，吴梅劝慰谢家振早日走出阴影。谢家振每周坚持来吴梅家吃饭。2025年4月11日，吴梅因事外出未邀其用餐，当晚谢家振留下遗书后自杀。

△谢家振的遗书。

赎罪之路：从固定证据到普及性教育

吴梅与其他受害家庭母亲建立互助网络，请教律师如何固定证据、准备报案材料。

受律师启发，吴梅曾咨询华强北厂商，设想研发一款监护人可控、防破坏、长续航的儿童录音穿戴设备，以解决取证难问题。

但吴梅深知，防患于未然更为关键。她报名学习儿童防性侵课程，立志成为讲师。她带着女儿的案例，多次走进学校、社区和妇联，呼吁加强性教育，特别是针对低龄儿童，要教导他们识别以游戏、糖果为诱饵的侵害行为，“越是不能说的事情，越要告诉大人。”

社交平台上，无数遭遇类似创伤的女孩向吴梅求助。吴梅尽力回复，给予拥抱的表情支持。

“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现在只能做点事情来赎罪。”吴梅说。曾有一名女孩因被姑丈性侵而犹豫是否报案，吴梅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她听，并反复叮嘱：“无论如何，你不要死。”这是她来不及对女儿说的话。

△吴梅在喂养女儿留下的猫。

法律视角：取证难与间接证据的重要性

目前，吴梅仍希望重新立案。张立态度强硬：“没有证据就是诽谤，我准备起诉。”吴梅回应：“那就让他去起诉吧，我可以面对他。”

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华指出，此类案件取证存在天然困难：儿童认知表达有限，易受诱导；案发地点隐蔽，缺乏目击者和监控；熟人作案多用哄骗，暴力痕迹及物证少；家长缺乏保全意识，导致物证随时间消失。

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史艺鸣表示，童年性侵案件成年后报案，可搜集的间接证据包括：记录被害情形的日记、载明因性侵导致精神问题的就诊记录、知情亲友证言。被害人陈述至关重要，但详尽回忆可能造成二次伤害。

史艺鸣引用两院两部《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》第三十条指出，国家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采信标准已有明确规定。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间接证据越多，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可能性越大。

近日，吴梅提供了一段与黄汶雯主治医生的通话录音。录音中，医生起初表示记不清，后想起黄汶雯曾提及“亲戚对她不好了，猥亵女童之类的”。

“我是一个失职的母亲。”吴梅在直播间中不断重复这句话。面对网友因她当年未报案而进行的人身攻击，她依然坚持发声：“哪怕天天被人骂，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，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。”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实习记者吴昀 记者曹伟